评价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

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对于各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起着不小的作用。

不过,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也存在着不可低估的局限性。
首先,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传播宗教是其目的,而科学文化的介绍和交流只是实现其目的的手段,这就决定了传教士在学术传播方面不可避免的局限和保守。出于神学的偏见,他们对西方科学文化的介绍是有选择的。只有与天主教教义不相违背的,才予以传播,反之,就不涉及。一些反映近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如从伽利略到牛顿的科学体系,以及培根、笛卡尔的思想方法等均未能传入中国。而哥白尼的“日心说”也由于传教士的隐瞒,而迟迟未能在中国得到全面、准确的介绍。直到18 世纪中叶,传教士还在继续宣传已过时的托勒密和第谷、布拉赫的天文“地心”体系。这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是十分不利的。
其次,中西文化交流的范围狭窄,社会影响不大。在明清封建统治者推行闭关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条件下,中西文化交流受到重重阻碍。当时西学的传播局限于中国社会的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圈子里) ,入清之后,甚至更囿于宫廷之内。这使得中西交流与广大人民群众联系不大,难于产生较大的社会效应。加之,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封建专制的摧残,发展十分缓慢,也使得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缺乏生产发展的迫切需要,难于有大的进展。同时,已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也由于得不到明清封建政府的扶植,故无法进行推广和普及,造成社会影响和效益十分有限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