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亡政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公元1991年12月25日19时38分，一面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穹顶黯然落下，一面俄罗斯联邦的白、蓝、红三色国旗冉冉升起。从此，那个由苏共一党极权执政74载、在国际上领导广大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世界争雄几十年的“红色帝国”霎时间偃旗息鼓，土崩瓦解了。

　　作为一个建党88年、在苏联执政74载的所谓马列主义政党，苏共曾领导苏联曾打败了外国干涉者和德国法西斯，在与美国的争霸中成了世界上位居第二的超级大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着“赫赫战功”的执政党，却在其执政74载来临之际，不但顷刻亡了党，而且亡了国。那么，“伟大光荣正确”的苏共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呼啦啦大厦倾”，“树倒猴孙散”了呢？这其间肯定有需要世人参透的玄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让国人真正知其“庐山真面目”，在2012年12月25日，苏共亡党亡国21周年纪念日才刚过去不久之际，笔者觉得大家有必要拨开迷雾，正本清源。

　　对于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多少年来，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笔者觉得，不管人们怎么去“见仁见智”，都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决不能主观臆断牵强附会，甚至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然而让人十分的震惊的是，为了混淆视听，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国的极左派，特别是中共一些思想僵化的学者和官僚，却罔顾事实，极其阴险地总结自己的所谓“重大发现”来。

　　这类人物有关苏共亡党亡国惨痛教训的“重大发现”就是，苏共不该否定“斯大林体制”，更不该搞民主改革。他们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甚至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苏共主要领导人出卖了苏共，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更是被他们目为苏联危机的“罪魁祸首”。其一，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不该否定斯大林，不该否定“斯大林体制”。他们认为，拥护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才是苏共唯一正确的前进方向，否定其就是对苏共的背叛。某人就曾十分露骨地宣称：“苏联解体是在斯大林去世38年之后发生的，怎么能把失败的原因归罪于早已去世的人呢？”某人甚至借助某些俄国人多谈了一些有关斯大林的话题，就武断地认为，如今俄罗斯又出现了所谓的“斯大林热”。其二，他们认为，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在意识形态上不该放弃马列主义一元化的绝对领导地位，大搞意识形态多元化。他们觉得，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民主化”、“公开性”，“在思想战线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三，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不该在苏联搞新闻改革，让新闻失去了苏共的绝对领导和正确的舆论导向；更不该发布《新闻出版法》，让民间自由办报合法化；更更不该停止干扰西方媒体对苏联的广播的。他们觉得，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才让苏共失去了对新闻出版的牢牢控制，使得当时各类有关苏共和政府的负面舆论充斥媒体，甚至就连苏共的喉舌《消息报》也对苏共和政府展开了长时间的批评和指责，致使“俄罗斯媒体人成为推倒苏联大厦的最后一个操盘手”。这类人物，当以中共原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全景，以及在《求是》杂志发表过《舆论失控是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文章的赵强为代表。而且，为了强化这种“重大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在中共有关部门支持下，还拍摄了党内教育参考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

　　究其实，这类人物有关苏共亡党亡国所罗列的所谓“惨痛教训”，只不过是他们主观臆断牵强附会，甚至别有用心地指鹿为马混淆是非的结果。在权威人士披露的苏共亡党亡国的真正原因面前，其谬论定会不攻自破。

　　其实，执政长达74载的苏共最终亡党亡国的罪魁祸首，不是去勇敢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更不是推动苏联进行民主改革的戈尔巴乔夫，而恰恰是被有些中国极左奉为神明的“斯大林体制”。别人说的可以不信，但俄共现任领导人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久加诺夫的话，如果有些人再不相信，那就确实是别有用心了。在总结苏共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时，久加诺夫指出：“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而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而久加诺夫所指出的苏共“三垄断”，恰恰是所谓“斯大林体制”最典型最显著的标志。

没有处理好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 需要的矛盾。

腐败和美国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