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汉宋之争？

　　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汉宋之争是个长久委决不下的问题。本来，汉学和宋学都是传统“经学”当中的派别。“汉学”之得名，是因为继承了汉代的经学、尤其古文经学的传统， 注重对经典作“实事求是”的考据工作，似乎更接近于“科学”；而“宋学”之得名，则是因为继承了宋代理学、尤其心学的传统， 注重对经典作“微言大义”的发挥工作，似乎更有哲学意味。
　　明确地亮出旗帜的“汉宋之争”，是从清代嘉庆年间开始的。当时江藩写出了《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表彰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之学。此书甚至把开创清代学术风气的黄宗羲、顾炎武都置之卷末，认为他们颇近于理学或者宋学，“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哉！”（不过，书末另附的成于道光年间的《宋学渊源记》虽然抑宋扬汉、多存偏见，但在客观上保存了不少清代学术资料。）为反击《汉学师承记》，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三卷，针锋相对地否定乾嘉学派，维护程朱理学亦即宋学。这种争论，直到今天似乎还有气候。
　　纵观整个经学历史，汉学的两个典型形态是汉代“古文经学”和清代“乾嘉学派”。汉代经学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大派别。古文经学以《尔雅》、《说文解字》为权威，注重儒家经典的文字考据、名物训诂，其优长在于实事求是，其流弊在于繁冗琐屑，“皓首穷经”，“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所以，当时又有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与之抗衡。乾嘉学派的实学风气，实始自明清之际顾炎武。顾氏鉴于明末政治衰朽的教训，批评当时“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空谈心性的“王学”风气，起而提倡“通经致用”的学风。清代经学家阎若璩、胡渭、惠栋、戴震等人继之，学习汉代古文经学注重训诂考据的治学方法，形成了“吴”、“皖”二派的盛极一时的乾嘉学风。平心而论，乾嘉学派在“通经”方面创获空前，但是在“致用”方面却谈不上。唯其如此，才有“宋学”的兴起。
　　宋学的两个典型形态，是宋代广义“理学”、尤其“心学”，和清代“常州学派”以至晚清“今文经学”。但事实上在我看来，所谓“宋学”的学风应追溯到汉初兴起的“今文经学”，其实际开创者为董仲舒，而集大成者是何休。他们认为孔子当年删定“六经”，意在“托古改制”。他们一面阐发儒家经典隐含的“微言大义”，发挥哲学思想；一面以此议论时事，干预时政。后来因拘于“家法”、流于怪诞而衰微。宋代的“宋学”主要有朱熹的“闽学”、陆九渊江西学派的“心学”、叶适的永嘉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以及吕祖谦的金华学派。他们相互之间差别颇大，而且互相攻击；尤其是朱、陆之争，叶、陈“事功之学”和朱、陆“道学”之争，被江藩讥为“同室操戈”。例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间，就有“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区别。但是从总体倾向看，他们大多不太注重训诂考据，而是注重“性命义理”之学。及至清代中叶以后，今文经学得以复兴，其代表是以庄存与、刘逢禄为领袖的常州学派。后经廖平、一直到康有为，“宋学”、尤其是春秋公羊学成为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
　　平心而论，汉、宋两派确实各有所长。宋学之长，在其对于思想领域的推进。例如今文经学、尤其是春秋公羊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中国思想史上有两次思想大转型，都与春秋公羊学有密切关系：一次是从上古宗法奴隶制王国到中古地主制帝国的意识形态转型，以董仲舒的公羊学为代表；另外一次是从中古到近代资产阶级立宪制度的意识形态转型，以康有为的公羊学为标志。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会思潮活跃时期，往往与今文经学有关。汉学之长，在其对于纯粹学术的推进，尤其对于古典文献学（目录、版本、校勘）、传统语文学（文字、音韵、训诂）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