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成就
文学
韩文
主词条:古文运动、唐宋八大家

韩愈石刻像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8];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9]
韩愈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君主面前敢说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文中的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发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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