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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赶上，见到岳飞军胜利前进，对岳飞说：“现在既已发兵，不应仓促班师。朝廷如果追究不肯奉命停师之罪，由我承担。”岳飞得到李若虚的支持，按原计划向北推进，派张宪、王贵、牛皋、徐庆、董先、杨再兴等分路进攻，又命梁兴（原是太行山抗金民兵首领）渡河，集结“忠义巡社”，攻取河东、河北州县。岳飞自率主力，直取中原。
不久，诸路告捷。闰六月，张宪打败韩常军，攻克颍昌府，又与牛皋、徐庆会师，攻克陈州。王贵部将杨成、张应、韩清等收复郑州。七月初，郝晸（音枕zhěn）等收复西京洛阳，张应、韩清又与河南兵马钤辖李兴会合，收复永安军。在这样强大的攻势下，宗弼被迫率领主力与岳飞亲率的主力军七月八日在郾城决战。金军以“铁浮图”居中，以号称“拐子马”的两翼骑兵居左右，列阵进攻。岳飞指挥儿子岳云等率军应战，令将士手持刀斧，冲入敌阵，上砍敌人，下砍马足。杨再兴单骑闯入敌军，打算活捉宗弼，受伤数十处，杀死敌军数百人，又杀出敌阵。两军鏖战到天色将黑，全军败退。岳飞军取得郾城大捷。
宗弼在郾城败后，又在七月中率兵十二万进逼临颍。岳飞督军迎战。杨再兴率三百骑做前哨，在小商桥与金军大军遭遇，杀敌两千余人，杨再兴英勇牺牲。张宪率大军赶到，连战皆捷，金军夜遁。宗弼重整军马改攻颍昌，岳飞早就料到，已派王贵、岳云率兵防守。王贵、岳云率军与金兵大战，岳云手执一对铁椎，率八百骑，往来冲杀，两翼步兵继进，董先、胡清又从城中发兵增援，金兵再次大败，宗弼逃窜。
岳飞军这次作战，得到太行山和两河义军的有力配合。梁兴约会太行山义士和两河豪杰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破金人于垣曲、沁水、济源。乔握坚等收复赵州，李宝收复兴仁。梁兴在河北攻取怀、卫二州，大破宗弼军，截断了金军从山东到河北的运输通道。老百姓拉车牵牛运送粮食给义军。岳飞注重联络河朔抗金义兵的工作已有十多年，现在取得显著效果。河北、河东人民广泛发动起来，支持“岳家军”，给金兵以极大威胁。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军已被“岳家军”打得闻风丧胆了。金将投降或准备投降的很多。自燕京以南，金朝的号令不行。宗弼想签军（征兵）继续抵抗，没有人肯从军。宗弼叹息说：“自我起兵北方以来，没有像今日这样挫败过。”他不敢再战，准备从开封北撤。
岳飞立即向高宗报告了宗弼已令其老小渡河的消息，说这是“陛下中兴之机”，“金贼必亡之日”，请求赶快命令各路兵火急并进，发动总攻。岳飞自郾城进军朱仙镇，距东京开封只有四十五里了。岳飞全军将士急切地等待着渡河进军的命令。高宗、秦桧却在胜利面前，再一次停战求和。
高宗、秦桧一面急令张俊、杨沂中等从宿州、亳州和泗州撤军，使岳飞军陷于孤立；一面又以“孤军不可久留”为理由，勒令岳飞退兵。岳飞上书力争，说：“金贼锐气沮丧，内外震骇，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高宗、秦桧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朱漆木牌上写金字，有紧急军机，由皇帝直接发出），迫令岳飞退兵。岳飞悲愤交集，慨叹道：“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只得先扬言要渡河进攻，迷惑金军，然后下令从郾城撤退。当地人民拦住岳飞马，说：“我等顶香盆，运粮草，迎接官兵，金人都知道，将军走后，我们还能活吗？”岳飞悲痛流泪，取诏书给他们看，说：“我不得擅留！”岳飞下令，留兵五日，保护人民南撤。
七月间，岳飞军退守鄂州，已收复的郑州、颍昌、蔡州、淮宁等大片土地，又被金军夺去。
韩世忠、刘光世、刘锜等军纷纷从前线撤回。刚从临安出发、领兵出泗上的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在宿州中金兵埋伏，军溃。
以妥协苟安为国策的宋高宗，在大敌当前，不得不战的形势下，下令抗金，但目的仍在战后求和，并无北上恢复的打算。六月间，顺昌之战时，枢密院颁下檄书，引录高宗的话说：“本欲为民而吊伐，岂忍多杀以示威！誓与华夷，捐除首恶，期使南北，共享太平。”明白宣布战争只在“生擒兀术（宗弼）”，恢复南北“共享太平”的“和议”。高宗时刻担心战争的胜利发展，影响和议，又时刻担心将帅权大，威胁朝廷。他对张俊说：“你读过郭子仪传么？子仪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又说：“若恃兵权之重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能享福，自身也要有不测之祸。”岳飞始终反对苟安，坚持抗战，以“直抵黄龙”为目标，越是作战得胜，功高望重，越是触犯高宗的大忌。两种不同观点的对立，日益尖锐，岳飞的“不测之祸”临头了。
一一四一年二月，宗弼统领的金兵从汴京再犯淮北，高宗命诸将合兵淮西，杨沂中与刘锜、王德等部在柘皋镇大败金兵，收复庐州。岳飞奉诏出援，兵行至舒、蕲间，金兵已败退。岳飞还师。四月，秦桧和他的死党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范同等计议，以酬赏柘皋之捷为名，把韩世忠、张俊、岳飞召到临安。高宗任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一举收回了三大帅在外的兵权。张俊这时依附秦桧主和。韩、岳成为秦桧的大敌。
宗弼败后，派密使告秦桧说：“你朝夕请和，岳飞却正想图河北，必杀岳飞，才可议和。”金军明确提出杀岳飞为议和的条件。高宗、秦桧密谋实现这个条件求和。
七月间，秦桧党羽、右谏议大夫万俟禼首先上章弹劾岳飞。罪状一是柘皋之役，迟迟不出兵；一是依据张俊的谣传，说岳飞主张放序幕楚州。投降派使用倒打一耙的手段，把不占和弃地的罪名强加给坚持抗战的岳飞，请罢免岳飞的枢密副使。御史台官何铸、罗汝楫等也交章弹劾，请求“速赐处分”。岳飞被罢官出朝。秦桧一伙随后又伙同张俊收买岳飞部将王贵部下的副统制王俊，指使王俊诬告张宪与岳云谋反，把张宪、岳云逮捕下狱。岳飞这时住在庐山，秦桧派杨沂中到庐山把岳飞诱骗到临安，以谋反罪名下狱。岳飞长叹道：“我方知已落秦桧奸贼之手，使我为国忠心，一旦都休！”
岳飞被捕入狱。高宗、秦桧加紧向金朝求降。一一四一年十月，高宗派吏部侍郎魏良臣等使金，在宗弼面前“再三叩头，哀求甚切”，宗弼才准议和。韩世忠连续上章反对和议，力陈秦桧误国。韩世忠因此罢枢密使。
十一月，金朝派使臣萧毅到“江南抚谕”，规定宋朝投降条款：东自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京西割唐、邓二州，陕西割商、秦二州之半。宋朝仍向金称臣，贡纳银绢。
高宗投降成功，向金帝进誓表，写道：“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金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金朝派使臣册封高宗为宋国皇帝，规定宋国不得随意更换宰相。在宋朝抗金大胜之后，高宗割去更多的土地，继续充当金朝的藩臣。
高宗、秦桧如愿以偿地屈膝投降后，便又按照金朝的意旨，谋杀岳飞。岳飞和子岳云、部将张宪等，在狱中遭受百般毒打逼供。秦桧、万俟禼等始终找不到岳飞谋反的任何证据，但还是要以谋反罪处死。已被罢免枢密使的韩世忠去向秦桧质问，秦桧回答说：“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或许有）。”韩世忠愤慨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绍兴十一年（一一四一年）十二月，高宗、秦桧终于以“莫须有”的罪名，毒杀了岳飞。岳云、张宪被斩首。岳飞军中一些官员被罢免。支持岳飞出兵的李若虚也被送往远州羁管。金军听说岳飞死，摆酒祝贺。
岳飞自二十岁开始从军，到三十九岁被害牺牲，在抗金的战场上，英勇战斗了一生。当着广大汉族人民同金朝女真贵族的矛盾，成为社会阶级斗争中主要矛盾的年代里，岳飞的抗金活动，实质上是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为保卫南方人民免于遭受金朝的侵掠，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岳飞自诩（音许Xǔ）为宋朝的“忠臣”，他完全自觉地站到了保卫宋王朝的地主阶级立场上。正由于此，他不惜一再去残酷镇压农民起义。也正由于此，他也不能依靠人民群众把抗金斗争进行到底；而当高宗发出金牌迫令退军时，便不敢“擅留”，伏首受害。岳飞的悲剧在于：他既要反对高宗的妥协苟安，坚持抗金，又要效忠于高宗的南宋王朝，陷到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终不免于遭受迫害而失败。
岳飞对抗金斗争作出了贡献，并且只是因为抗金获
外”聊了起来，当我说今天是儿童节时，没想到他很惊讶地问道：“今天是儿童节？有这样一个专门的节日？”听到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非常诧异，心想，难道他竟然连“六·一”国际儿童节都不知道？再问其他人，得到的是同样的反应。于是我只好反问道：“你们没有儿童节？”他们的回答更加令我惊讶：“Everyday is CHILDREN‘S DAY（每天都是儿童节）。”………好一个“每天都是儿童节”，它使我把在加拿大的所见所闻像放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地在我的眼前呈现出来：社区的草坪上孩子们尽情玩耍的身影，学校里的学生在面带微笑地学习，回到家中，低年级的学生几乎没有家庭作业，中高年级学生的家庭作业也很少等……再与我们国内的中小学学生们作一番比较，我明显地感到中加教育的巨大差异：加拿大是真正的愉快教育（在一定意义上似乎过了头），而不是停留在口头或某些实验中，而我国则是实实在在的苦学教育。正如一首由爱情流行歌曲《最爱你的人是我》而改编的民谣所写道：书包最重的人是我／作业最多的人是我／起得最早的、睡好最晚的／是我是我还是我——在忍俊不禁之余，又痛心疾首。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有吃苦耐劳、立志成才的美德，家长与老师总是用“头悬梁、锥刺股”的吃苦精神激励孩子学习，常有单纯的孩子问家长或老师：苏秦都困得没办法了，学习还会有效率吗？就是让锥刺醒了恐怕也学不下去……无独有偶，在我小的时候，大人们也常用“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来告诫我，当时我心里直嘀咕：粗铁棒子能磨成锈花针吗？现在我对此是不会怀疑的，但另外一个疑问却一直萦绕于脑际：这样做值得吗？为什么不鼓励学生去找一个能替代针的其它东西，何必要去磨那粗铁棒呢？实际上，现代教学观要求学生，既能苦学，更要乐学。那种死读书，读死书，孜孜不倦地学，苦苦不停地练，以为只要功夫到，就能成为人上人的观念，不仅培养不出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而且有很大的负面影响。遗憾的是，中国人一提学习，便是“十年寒窗苦”“学海无涯苦作舟”的古训，更使人得出片面的结论：教育是一种外在的强迫行为，学习是件折磨人的苦事。这种观念至今仍很有市场，使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的地位，学生将学习当成负担。其结果只能是让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就像王东华在其《新大学人》书中所描述的一个校园绕口令一样“不学不厌，不厌不学。边学边厌，边厌边学。越学越厌，越厌越学。学厌厌，厌学学。何时学了不厌，厌了不学。”
殊不知，孔老夫子早就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不难看出，学习一度在中国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从《论语》里师徒无拘无束的玩笑和问答间，学生们充满个性的表述间，从师徒相从游学野外的情绪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充满着快乐、洋溢着个性、贯穿着积极向上的情感的教学，是多么让人意气风发，让现代学生羡慕不已。
其实，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我们都应当懂得：如果学习是一种重负，如果学习只是为了让别的人高兴，如果学习成为扼杀童心、扭曲人格的凶手，那么学习是有悖于人性本身的，我们的家长与教师又何必甘心自己的子女或学生被学习苦忧呢？我们还应该牢记：苦读毕竟有害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不少厌学者逃学，都是承受不住苦学的负担。很显然，如果我们把苦读作为培养人才的道路去提倡，我们的教育就会走入死胡同。这是谁也不希望的。
令人痛心的是，如今的教育界弥漫着应试教育的功利主义思想，而缺乏孔老夫子所倡导的相应的人文精神。换言之，在现存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中，儿童成了很冤的牺牲品。一旦三岁以后，进了幼儿园便面临着残缺的家庭教育与呆板的幼儿园教育的双重挤压，孩子便进入激烈的学习竞争的预备期，幼儿园也成了真正的“学前班”——即完全为小学的学习准备，而不是按幼儿自身发展的特点，符合他们的规律来进行游戏与教育。这样的幼儿教育，以及接踵而至的中小学教育，自然就不是培养真正的儿童，而是培养听话的“小大人”。
实际上，联合国有一个《儿童权利公约》，在其中郑重告示：玩耍是儿童的权力。在我国，很多学生不仅不知道，而且还受到了来自各方面更强权力拥有者的威胁与剥夺。这些权力拥有者通常是父母及其直系的成人亲属、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他们往往会用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给学生灌输：玩是不好的，除了苦读苦学外，还是苦读苦学；不保证学生玩的时间与自主性，阻止和敷衍他们游戏、玩乐的要求。很多家长和老师并不是不知道玩耍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但面对学习的压力，考试的重担，升学竞争的激烈，评价标准过于呆板一律，考试制度的过于执著于选拔性考试形式，只能牺牲玩耍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学习。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游戏玩乐对儿童一生有极重要的意义，儿童应该在游戏中长大，通过游戏获取知识和身体上的训练，从中学会生活，锻炼组织能力，会与人相处，养成健全的人格。可我们的现在的教育以封闭的知识灌输代替了孩子们的自我发现，紧张学习代替玩耍与嬉戏。这样就剥夺了孩子们在童年期的幻想，同样也就违反了儿童发展的天性，将过多时间让给家长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