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十二郎文》,唐代韩愈作品,写于贞元十九年(按《文苑英华》说是写于五月二十六日,应是笔误,因是年六月下旬十二郎还写过信),文章的十二郎是指韩愈的侄子韩老成,“八仙”中著名的韩湘子即是老成之十七子。十二郎与韩愈两人自幼相守,由长嫂郑氏抚养成人,共历患难,因此感情特别深厚。但是长大之后,韩愈本人在外飘泊,与十二郎很少见面。孟郊告知韩老成六月二日已逝,但韩愈又疑问六月二十二日老成还在写信,种种的疑点让韩愈悲从中来。韩愈在文中提到自己的衰老“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 《祭十二郎文》 - 作品背景 韩愈与十二郎,在家庭连遭不幸的情况下一起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又因为家族的、亲情的和年龄上的关系,韩愈与十二郎虽名为叔侄,却情同手足。这是韩愈写作本文无需为文造情的感情基础。韩愈写这篇文章时三十六岁,十二郎稍小一些,都正当人生的壮盛时期;就韩愈而言,他与十二郎虽暂分离而此后必然有很长时间相聚,可以充分体味叔侄之间的天伦乐事。但是,令韩愈想不到的是十二郎竟先己而死,于是对家族、亲情的悲痛回忆和自己与十二郎聚少离多的遗恨便一下子涌上笔端。 《祭十二郎文》 - 作品评价 南宋学者赵与时在《宾退录》中写道:“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祭十二郎文〉〉是一篇千百年来传诵不衰,影响深远的祭文名作,不管我们对文中的思想感情作如何评价,吟诵之下,都不能不随作者之祭而有眼涩之悲。 一、 感情真挚,催人泪下 韩愈写此文的目的不在于称颂死者,而在于倾诉自己的痛悼之情,寄托自己的哀思。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骨肉求情关系。作者与老成,名为叔侄,情同手足,“两世一身,形单影只”。今老成先逝,子女幼小,更显得家族凋零,振兴无望。这在注重门庭家道的古代,引起韩愈的切肤之痛是理所当然的。二是突出老成之死实出意外。老成比作者年少而体强,却“强者夭而病者全”;老成得的不过是一种常见的软脚病,作者本来不以为意,毫无精神准备,因而对老成的遽死追悔莫及,意外的打击使他极为悲痛。三是表达作者自身宦海沉浮之苦和对人生无常之感,并以此深化亲情。作者原以为两人都还年轻,便不以暂别为念,求食求禄,奔走仕途,因而别多聚少,而今铸成终身遗憾。作者求索老成的死因和死期,却堕入乍信乍疑,如梦如幻的迷境,深感生命瓢忽,倍增哀痛。 二、不拘常格,自由抒情 祭文原本偏重于抒发对死者的悼念哀痛之情,一般是结合对死者功业德行的颂扬而展开的。本文一反传统祭文以铺排郡望、藻饰官阶、历叙生平、歌功颂德为主的固定模式,主要记家常琐事,表现自己与死者的密切关系,抒写难以抑止的悲哀,表达刻骨铭心的骨肉亲情。形式上则破骈为散,采用自由多变的散体。正如林纾在〈〈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中所说:“祭文体,本以用韵为正格……至〈〈祭十二郎文〉〉,至痛彻心,不能为辞,则变调为散体。”全文有吞声呜咽之态,无夸饰艳丽之辞,为后世欧阳修〈〈陇冈阡表〉〉、归有光〈〈项脊轩志〉〉、袁枚〈〈祭妹文〉〉等开辟新径。这种自由化的写作形式,使作者如同与死者对话,边诉边泣,吞吐呜咽,交织着悔恨、悲痛、自责之情,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三、语言朴素,行云流水 这篇祭文强烈的感情力量,能如此深刻地感染读者,也得力于作者高超的语言文字技巧。它全用散文句调和平易晓畅的家常生活语言,长长短短,错错落落,奇偶骈散,参差骈散,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疑问、感叹、陈述等各种句式,反复、重叠、排比、呼告等多种修辞手法,任意调遣,全依感情的需要。再加之作者取与死者促膝谈心的形式,呼“汝”唤“你”,似乎死者也能听到“我”的声音,显得异常自然而真切。这样全文就形成了一种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气势和令人如闻咳謦的感情氛围。文章就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拥抱住了它的读者。